■本报记者廖勤他把新加坡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使它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国家之路。近十年反殖斗争、30多年总理生涯，也许正如其名，李光耀的一生“光耀”了新加坡。“他为新加坡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他是中新关系的开拓和奠基者，他也是具有世界眼光的趋势洞察者。”中国前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如是评价李光耀。打造“新加坡模式”地狭人稀、资源匮乏、种族多样的新加坡，为何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跻身“亚洲四小龙”？关于这一切的解释背后，应该说都绕不过“国父”李光耀精明干练、不乏铁腕的身影。不过，张九桓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李光耀从新加坡国情出发，切准时代发展脉搏，为新加坡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而这条独特发展道路恰恰融合了东西方传统的优势与特色，成功打造出“新加坡模式”。一方面，李光耀不照搬欧美的西式自由民主，而是坚持走适合新加坡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李光耀曾说过，“什么对我们更重要？先是人民的幸福，然后才是民主式的规矩和程序。”同时，他却让公平、透明、高效的西方治理经验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另一方面，李光耀尊重和吸纳儒家文化孔孟之道。比如他将“和而不同”这一多元共存的理念注入社会治理中，在社区实行种族混居政策，不搞隔离。拨我使馆“自留地”早在19世纪，当曾祖父从广东辗转来到南洋安家立业时，先辈的命运轨迹就注定了李光耀未来和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驻任期间的几次接触，在张九桓印象中，李光耀对中国常常心有所系，多加关照。张九桓回忆，在他2000年刚履新新加坡大使时，中国大使馆要选新址建馆舍。李光耀虽然日理万机，但却对此事亲自过问，最后特意将新加坡政府的“自留地”——东陵山一带的山坡留给中国建使馆。“新加坡地方不大，李光耀先生却舍得拿出这样一块黄金地段给中国，非常不容易。”而李光耀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也让张九桓印象深刻。“中国新使馆落成后，我邀请李光耀先生与夫人来使馆做客。在参观使馆时，他非常仔细地观看陈设布置，从编钟、黄杨木雕到书画，他都一一驻足欣赏。”尽管英语是新加坡官方语言，但李光耀主张“双语”教育。而李光耀本人的中文水平以及对中文教育的重视，都让张九桓颇感“意外”。“记得有一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访新，我陪同郑必坚去拜会李光耀。在与郑必坚会面时，李光耀从始至终都用中文交谈，只是偶尔就两三个词语询问一旁的翻译。”李光耀不仅自己数十年苦学中文，晚年仍尽量坚持每周上一次中文课； 他还把孩子送进华校，让他们学习中文。建交前就实现互访说起中新关系，张九桓提起一段至今被两国铭记的佳话，那就是1976年李光耀首访中国，两年以后，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开启对新加坡的访问。“当时，中新尚未建交，两国领导人却实现了互访，这在外交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张九桓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核心主旨，就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寻找可参照可借鉴的新加坡经验。”经过上世纪70年代末的那次历史性互访后，中新关系由此获得蓬勃发展。张九桓说，作为中新合作亮点的苏州工业园区，从筹建、开工建设到发展运营，李光耀在各个阶段都给予关注，并投入大量心血。李光耀本人也可谓中国的“常客”，一生访华逾30次之多。“李光耀是中新两国关系的开拓和奠基者。”观天下的国际视野李光耀还总是心怀天下，常常对世界大势发表看法。“不管你喜欢与否，赞成与否，有一点不可否认，他说话都会引发关注，因为他是就世界形势、全球格局、地区热点发声。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趋势洞察者。”张九桓说。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李光耀没有跟随一些对亚洲经济的悲观论调，而是看好亚洲的长期发展前景。因为他认为，亚洲国家社会秩序良好，它们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以及对技术持开明态度。当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发展前景尚不明朗时，李光耀在1994年访华时就表示，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